——基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提出20周年的思考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以下簡稱“兩山”）理念最重要的實踐載體，承載著提供高質量生態產品、支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使命。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在頂層設計、體制改革、標準與規范制定、空間布局、生態環境監管、科學支撐等方面取得的重大進展和積極成效，促進了我國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種群持續恢復，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穩步提升，為保障國家生態安全、支撐美麗中國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進入新時期，我國已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重塑全球治理格局。隨著改革的縱深推進，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也進入瓶頸期，亟須進一步深化改革破解當前面臨的困境。本文基于長期對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實地考察和科學研究，嘗試在深入剖析新時期新要求和面臨困境的基礎上，提出新時期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的新思路，以期為建立服務于國家現代化建設戰略大局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提供支撐。
新時期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的新使命
黨的二十大報告擘畫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藍圖。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支撐，需要圍繞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奮斗目標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戰略部署，積極承擔新時期賦予的新使命。
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對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提出了新要求
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對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需從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大局出發，重塑其功能定位，拓展其制度使命。
自然保護地體系需為國家重點生態保護區域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建設之路。截至2016年，我國被劃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縣市區數量達676個，約占國土面積的53%，劃入生態保護紅線的陸域國土面積超過30%。這些國家重點生態保護區域在保障國家生態安全的同時，需要與全國同步實現現代化，亟須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實現路徑。自然保護地作為我國自然生態系統最重要、生態產品最豐富、管理體制相對成熟的國家重點生態保護區，理應成為探索“兩山”轉化路徑、支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的先行者。
服務共同富裕目標，統籌生態保護與鄉村振興。我國自然保護地及周邊分布著人口規模龐大的鄉村社區，在嚴格保護背景下社區生計轉型困難，實現共同富裕任重道遠。新時期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需建立有效的社區可持續發展機制，確保廣大為生態保護作出貢獻和犧牲的人群能公平地享受改革成果。
需發揮自然保護地文化多樣性保護和傳承作用。中國自然保護地體系分布的豐富的文化多樣性，既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基礎，也是提升當地社區歸屬感，培育民族文化自信和自豪感的重要資源。新時期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需要高度重視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協同保護，為自然保護地所在鄉村地區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建設提供文化支撐。
新時期需要自然保護地體系提供更多的優質生態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親近自然、享受自然需要
中國正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隨著生活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公眾親近自然、享受自然，到大自然徒步、登山、露營、騎行、探險、研學、康養的需求日益增長。2025年發布的《2024年中國國土綠化狀況公報》顯示，2024年全國生態旅游游客量達27.6億人次，且處于快速增長的態勢；2023年發布的《全國自然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2023—2035年）》指出，目前全國每年組織開展自然教育相關活動超100萬次、參與人員超1億人次，并提出到2035年各級各類自然教育活動參與人次10億以上的發展目標。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要求推動國小樹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等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則。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作為全國自然教育、生態體驗資源最富集的區域，理應提供更多的優質生態產品和游憩、教育、體驗機會，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親近自然、享受自然需要。
新時期需要自然保護地體系以高水平保護支撐高質量發展
除了自然公園，中國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多分布于老少邊窮地區，除了進一步提升當地生態保護水平外，以高水平保護支撐高質量發展已成迫切需求。全國尺度的研究顯示，2018年，全國832個國家級貧困縣中，有787個分布有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地，占貧困縣總數的94.59%，其中自然保護地覆蓋面積超過30%的縣達到77個，盡管這些貧困縣在2020年已全部脫貧摘帽，但社會經濟發展仍相對滯后；首批設立的5個國家公園涉及的44個縣級行政區中，也包含了12個革命老區縣、11個少數民族縣和3個陸地邊疆縣。高水平保護支撐高質量發展的首要任務是提升自然保護地的保護水平，提升生態資產質量和優質生態產品供給能力，厚植高質量發展綠色底色；在此基礎上，需要通過有效的生態資產管理，拓寬“兩山”轉化渠道，支撐老少邊窮地區實現高質量發展。
新時期需要中國由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的參與者向領導者轉變
當前，全球正面臨嚴峻的生物多樣性危機和治理困境，亟須相關國家和組織發揮領導力推動治理體系變革，以扭轉生物多樣性持續下降的局面。生物多樣性保護是事關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全球性事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高度重視生物多樣性保護，系統推進國家公園體制改革，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主席國，推動通過“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在全球生態治理進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樹立了制度創新與實踐轉化并重的中國范式。新時期，中國有條件從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的積極參與者轉向主動引領者，全面提升自身在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制度塑造力，為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方案。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不僅承擔國內生態安全與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支撐任務，也肩負參與全球治理、展示中國方案、推動從“跟隨融入”向“規則塑造”轉變的戰略使命。
新時期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
隨著我國自然保護地建設體系的縱深推進，在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仍存在諸多亟待破解的現實問題和深層次挑戰。一方面，部分地區將“最嚴格保護”片面理解為限制一切人類活動，人為割裂人與自然關系、激發人與自然矛盾，削弱了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自然保護地“體系性”不強、功能單一等結構性問題依然突出，制約著自然保護地的整體治理效能，阻礙了“兩山”轉化進程。
“堡壘式”保護割裂了自然與社會的關系，激化了人與自然矛盾
“堡壘式”保護曾是全球和我國自然保護地建設的主導模式，通過嚴格劃定保護區邊界、限制區內人類活動，以實現生態保護目標。這種模式在我國快速工業化、城鎮化、民眾生態文明意識較低、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的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綠盾”專項行動和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等措施，有效遏制了非法開礦、破壞性旅游開發等行為，為遏制生態系統退化、維護國家生態安全作出重要貢獻。
當前，全球自然保護地治理理念正逐步從“堡壘式”保護轉向融合式治理，強調生態保護與社區福祉的兼容共進。2010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0次締約方大會（COP10）以來，“多方參與”“關注本地社區”已成為全球自然保護地建設的核心理念。我國近年來在國家公園建設中，也逐步推進社區參與治理、利益共享機制探索。例如，推行“一戶一崗”生態管護員機制、試點社區共管委員會制度等。但受傳統治理路徑依賴的影響，“堡壘式”保護仍是我國自然保護地體系采取的主流模式。隨著我國大規模工業化、城鎮化階段的結束，以及公民生態文明意識的提升，這種治理模式面臨阻礙“兩山”轉化、治理成本持續攀升、管理方式日益僵化、矛盾沖突高發等問題，也給長期生態保護成效帶來不確定性和潛在風險，不能滿足新時期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建設需求。
曲解“最嚴格保護”，滋生不科學保護行為
2017年發布的《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明確要求國家公園實行“最嚴格保護”，2019年發布的《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則進一步提出要堅持嚴格保護的基本原則。然而，在實踐過程中，“最嚴格保護”常被片面理解，一些地區簡單地將其等同于全面封閉管理。例如，對當地社區生計型生產活動和一些有助于平衡保護與發展關系的綠色產業的發展實施“一刀切”的嚴格限制，與國家要求深入踐行“兩山”理念的精神不符。事實上，“最嚴格保護”政策的本意是在最嚴格執行保護政策、嚴禁破壞性開發的前提下，實現高標準、高質量和科學化的保護。從科學角度看，“最嚴格保護”應以生態學原理為指導，既要保障生態過程與生物多樣性的延續，又要維護“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人”生命共同體的系統完整，在保護優先的基礎上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若對該概念理解和執行不當，易導致局部治理失衡，如保護地邊界劃定與分區管理難以落實、社區矛盾頻發等問題；從長遠來看，還可能削弱國家公園體制的公信力與可持續性。
從國際經驗看，國家公園嚴格保護、經濟發展和公益功能發揮可以實現良性互動。美國、加拿大、芬蘭等國家通過科學劃定功能分區，僅在邊緣設立小規模游憩區，并通過預約制、定額制等方式引導訪客開展低強度、深度化的生態體驗，既能滿足公民多元化游憩需求，還能夠獲得一定收益用于國家公園保護。以美國黃石國家公園為例，當前訪客活動主要集中在占地不足1%的道路和已開發區域，通過完善的游憩線路規劃，有效規避了無序穿行等對生態系統的干擾。2024年，美國黃石國家公園接待訪客469.3萬人次，近5年年均有超過1 200萬美元部分門票收入用于園內基礎設施改造和關鍵棲息地修復，實現了“小面積”開發對“大面積”保護的反哺。
自然保護地體系的“體系性”尚有不足，影響整體保護與治理成效
2018年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組建成立，有效解決了中國自然保護體系長期面臨的“九龍治水”問題，但受快速改革背景下不同類型保護地建設優先序不一等因素的影響，當前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實際上沒有從整個“體系”的角度統籌推動，影響整個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的整體成效。自2020年開始九宮格啟動的自然保護地整合優化工作也因事先缺乏區域自然保護地的“體系性”布局，造成中央和地方之間、部門之間在自然保護地空間調整方面“拉鋸式”博弈，影響整個整合優化工作進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建設國家公園成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的頭等大事，擺在了優先的位置。但國家公園創建過程中，往往過于強調面積之大，動輒數萬甚至十幾萬平方千米，沒有從建立區域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角度，統籌推動區域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和自然公園的建設，使得國家公園的“主體性”得到凸顯，而整個自然保護地體系的“體系性”尚有不足。例如，高黎貢山國家公園已有創建方案覆蓋范圍橫跨云南、西藏重要生物地理單元，囊括大范圍高山峽谷和生物走廊，同時也涉及諸多居民點、交通走廊和一批既能為公眾提供親近自然、享受自然機會，又能有效帶動當地社區發展的自然公園。
這種過于追求面積之大，而忽視“體系性”的國家公園創建方式帶來了諸多問題：造成跨行政區協同管理難題；加大了國家公園與周邊人口聚集區的接觸界面，大幅增加矛盾沖突調解工作量和難度；部分生態功能可由自然公園承擔的區域也被納入國家公園范疇，抬高生態保護標準，增加治理壓力，影響保護效果和社會接受度。
自然保護地整合優化過程中過多地開“天窗”，帶來生態、社會雙重風險
在國家公園建設和自然保護地整合優化過程中，“天窗”作為空間調控工具，被頻繁用于解決礦業權、居民點等歷史遺留問題。據統計，首批設立的5處國家公園內“天窗”數量已超過350處，總面積達2 504.82km2以上，空間范圍與88個鄉鎮交叉重疊，涉及人口逾116萬。然而，這種空間調控方式雖然解決了部分現實矛盾，但若過度依賴“天窗”小樹屋管理，可能對保護地體系帶來生態與社會的雙重風險。
在生態層面，“天窗”改變了保護地原有的空間完整性和連通性，導致棲息地破碎化、邊緣效應增強和生態過程中斷，削弱了國家公園抵御人類活動干擾的能力，進而影響其長期保護效能。
在社會層面，“天窗”易造成資源管控和生態責任的不對稱分配，加劇生態保護成本由地方社區承擔、生態效益卻由更廣泛區域共享的現象，損害公平治理基礎。同時，“天窗”區域發展活動的擴張還可能誘發土地投機與空間錯配問題，增加管理復雜性和沖突風險。
自然保護地的多功能性未受到充分重視，科研、教育、游憩等社會功能薄弱
除了保護功能外，自然保護地還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多重功能。推動自然保護地多重功能建設不僅能充分發揮其自然、社會、經濟多重效益，而且有助于提升其治理效能。黨的十八大以來，自然保護地生態保護功能受到高度重視，大部分行政、執法、科技和財政資源投入到自然保護地生態環境監管和保護修復，促進了自然保護地生態系統質量和功能的提升，但同時支撐自然保護地有效治理的其他功能未受到充分重視，導致我國自然保護地體系科研、教育、體驗、游憩等功能相對薄弱。
科研方面，多數保護地缺乏系統性科研監測規劃，國家生態系統觀測研究網絡（CNERN）中僅8個站點位于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且474處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中約70%未建立常態化科研合作機制，外部協同創新能力不足。
教育方面，多數保護地自然教育體系尚不完善，內容以基礎科普為主，缺乏覆蓋全齡段的授課、展示、體驗等自然教育體系設計，截至2024年底，全國505家自然教育基地中僅18.02%設立于自然保護地內，教育功能開發滯后。
游憩方面，部分保護地仍以封閉式管理為主，未合理劃定生態體驗區域，游憩產品單一、深度體驗缺失，我國首批國家公園訪客平均停留時間僅為1.2天，遠低于國際3—5天水平。
科研、教育、游憩功能短板，不僅削弱了自然保護地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建設的支撐作用，而且削弱了自然保護地開展生態保護的科學、知識和社會基礎。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不健全，“兩山”轉化路徑不暢
自然保護地是生態產品最富集、質量最高的區域，但長期以來，由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不健全，“兩山”轉化路徑不暢，生態優勢未轉化為地方發展優勢，眾多自然保護地及周邊社區面臨生計轉型困境。自然保護地擁有眾多高品質的物質供給類生態產品，但由于目前沒有建立有效的“自然保護地產品”認證體系，產品的市場認可度、附加值低，好的生態產品沒有賣出好的價錢。國際上有眾多利用保護地品牌價值提升生態產品市場認可度和附加值的案例可借鑒。例如，法國生物多樣性署，為提升國家公園加盟區農產品知名度和附加值，于2015年推出集體品牌“國家公園精神”，全境11個國家公園已全部推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品牌標識，2022年集體品牌為區域農業發展帶來約20%的附加值。
同時，自然保護地擁有十分豐富的自然教育、生態體驗、生態游憩等文化服務類生態產品，但面臨高品質資源低質量開發，或者“一刀切”地禁止開發等問題，“兩山”轉化的潛力未得到充分釋放；同時生態游憩開發多由外部資本主導，本土社區權益得不到保障。調節類生態產品雖然價值巨大，但因產權和供需主體界定困難、市場交易機制缺位而難以實現價值轉化；生態補償和政府購買生態保護服務機制仍不健全，面臨生態補償資金來源單一、補償標準偏低，政府購買生態保護服務責權邊界不清、購買程序不透明、糾紛解決機制不規范等問題。
新時期推動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的新思路
新時期需立足生態系統完整性、原真性保護和“兩山”理念要求，從轉變保護理念、優化空間布局、促進社區共建共享、重視保護地的多功能性、加強文化多樣性保護和傳承利用、加強國際合作和傳播等方面，深化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改革，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
逐步轉變“堡壘式”保護理念和管理方式，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保護理念和治理體系
面對新時期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新要求，我國自然保護地體系需逐步從傳統“堡壘式”保護轉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保護理念和范式。“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保護理念強調“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不能簡單地通過“畫圈保護”，將社區和其他相關方排除在自然保護地之外，人為割裂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自然保護地治理一方面需謹慎在自然保護地一般控制區推動大規模生態移民，將本土社區視為自然保護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通過建立社區共管和生態管護崗等機制，將社區從自然保護地資源利用者轉變生態守護者，并建立健全生態補償、綠色發展和集體土地權益保障機制，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激發社區生態保護內生動力；另一方面需從單純依靠政府行政管控轉向政府主導、多方參與的治理模式，建立健全多方參與制度，鼓勵社會組織、科研機構、企業等相關方參與自然保護地的建設與管理，形成政府主導、多元主體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破解行政命令主導的“堡壘式”保護所帶來的自然保護地與社區、地方政府及其他利益相關方矛盾、隔閡加劇問題。
科學理解國家公園最嚴格的保護，以高水平保護實現保護目標
為切實維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與完整性，有效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功能，應從科學視角理解并落實“最嚴格”的保護要求。 嚴格依法依規管理國家公園。既要依法依規加強生態系統原真性、完整性保護，也要依法依規維護本土社區和其他相關方基本權益，以法制保障高水平保護和合理的人類活動。 嚴格按照科學規律管理國家公園。加強國家公園生態系統演變的科學監測和研究，為其科學管理提供科學支撐；健全國家公園科學決策與咨詢機制，確保管理的科學性。 嚴格執行財政投入為主的多元化資金保障制度，確保國家公園生態保護、修復和矛盾調處有充足的資金支持。
從體系的角度，統籌推動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
新時期需要扭轉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自然公園分頭創建的格局，從“體系”的角度，統籌推動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提升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整體協同效應。建議在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生態功能重要區，優先推動基于深入科學考察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空間布局規劃，基于各自功能定位，明確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和自然公園空間布局，在此基礎上協同各類保護地創建和整合優化工作，從而建立分工明確、整體協同的區域性自然保護地體系，在提升整個區域生境連通性和氣候變化適應能力的同時，兼顧區域發展和公眾親近自然需求，而非僅僅建立面積過大的國家公園，造成統一管理困難和平衡保護和發展關系難題。以高黎貢山區域為例，應結合保護價值、管理可行性、區域發展訴求等，建成包括高黎貢山國家公園、多個自然保護區和多個自然公園在內的保護地體系，兼顧區域生態保護和社會經濟發展訴求。
謹慎劃定并科學管理“天窗”，守護大面積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完整性
在邁向“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新階段中，保護目標已從面積覆蓋轉向保護成效。為此，應科學把握“天窗”作為空間治理調節機制的定位，堅持非必要不開“天窗”的原則，減少“天窗”的數量，避免建立“千瘡百孔”和“危機四伏”的保護地體系。保護與發展間矛盾優先通過細化功能分區、精細化管理的方式協調解決。在此基礎上，健全“天窗”劃定和管控制度，構建兼顧生態完整性與社會公平的新型空間調控機制，包括建立以生態安全優先為導向的“天窗”劃定標準體系，嚴格界定適用條件，防止“天窗”泛化；引入生態風險評估和土地空間功能協調機制，實現“天窗”的精準劃定；創新“天窗”管理模式，推動“分類—分級—分區”差異化管理體系落地，提升“天窗”區域的系統治理水平。
健全社區參與和惠益共享機制，筑牢生態保護社會根基
社區是自然保護地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相關方，健全社區參與和惠益共享機制，是中國自然保護地實現有效治理的關鍵。社區參與機制的建立關鍵在于通過相關法律的制修訂，明確社區在自然保護地治理中參與主體的地位，建議在正在制定的《國家公園法》和后續《自然保護區條例》修訂中，明確社區的法律地位、權利、責任和利益。在此基礎上，建立多元化社區參與機制，包括建立健全社區共管、生態公益崗制度，培訓社區自然教育解說員、生態導賞員，在經營性和服務性項目中優先錄用當地居民等。
社區惠益共享機制的建立關鍵點：①建立社區集體土地和宅基地權益保障制度，防止因保護地功能時租空間區調整、生態修復工程的實施，以及土地入股、流轉、贖買等過程社區居民土地權益受損問題；②建立經營性項目社區利益保障制度，明確各類經營性項目中社區受益分配比例與從業人員比例，確保生態紅利公平落到社區。
加強自然保護地文化多樣性的保護，挖掘傳統生態智慧助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保護地建設
我國自然保護地多分布于民族地區，不僅孕育了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也留存有豐富的文化多樣性，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中國自然保護地體系的特色和優勢。當地居民在與自然長期共處中，形成了眾多尊重自然、保護自然的文化傳統和生態智慧，是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自然保護地的重要文化根基。新時期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在堅持生態保護第一理念的同時，需重視當地文化多樣性和重要文化遺產的保護。建議啟動中國自然保護地體系文化多樣性調查和重要文化遺產普查工作，建立與生物多樣性數據庫相配套的文化多樣性資料庫、數據庫。在此基礎上，深入挖掘各自然保護地所在區域本土文化中的生態智慧，結合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自然保護地建設需求，創造性轉化為既根植于當地文化土壤、又滿足生態文明建設要求的生態文化，應用于保護地當地社區文化建設，提升當地社區的自豪感、歸屬感和生態保護內生動力，筑牢生態保護的文化根基。
加強自然教育、生態體驗體系建設，提升全民生態福祉
自然保護地是全國自然生態系統最重要、最精華的部分，也是開展自然教育和生態體驗的最理想場所。針對當前自然保護地特別是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為公眾提供親近自然、享受自然機會少，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這一問題，新時期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在加強生態保護和修復的同時，需要兼顧自然教育和生態體驗體系的建設。
自然教育體系的建設：亟須扭轉當前僅重視場館建設和課程開發，忽視政策支持、人才培養、社會參與體系建設的局面，通過印發指導意見、編制專項規劃等，加強自然教育體系建設的頂層設計，制定促進自然教育發展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為中國自然保護地自然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提供系統支撐。
生態體驗體系的建設：需堅持“小范圍開發、低強度利用、深度體驗”的原則，在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的一般控制區和自然公園科學布局生態體驗功能區，在不破壞自然保護地生態功能的前提下，力爭以小面積的開發利用反哺大面積的生態保護，并為公眾提供更多的體驗生態之美的機會。在功能定位上，國家公園生態體驗體系建設重在強化國家形象展示，重視國民文化自信培育和愛國主義教育，重點開發高品質、低干擾、替代性低、教育性突出的生態體驗產品；自然保護區重點開發以科考、研學、生物多樣性調查、生態環境監測為特色的生態體驗產品；自然公園則承擔更為廣泛的生態游憩和公益性生態休閑功能，提升全民親近自然、享受自然的機會。
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暢通“兩山”轉化渠道
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是平衡保護與發展關系，緩解當前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所面臨的保護地與社區、保護地與地方矛盾的關鍵。中國自然保護地體系作為生態產品最富集、質量最高的區域，亟須探索基于生態產品類型和特色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
對于物質供給類生態產品，關鍵在于建立全國統一的自然保護地生態產品品牌認證、質量追溯和監管體系，大幅提高保護地高品質農牧產品的附加值，以小規模的不破壞保護地生態功能的生產經營活動支撐本土社區發展。
對于文化服務類生態產品，需要結合新時期公眾游憩需求，依托自然保護地優質的自然教育和生態體驗資源，打造一批高品質徒步、登山、露營、騎行、探險、研學、康養基地，并賦予本土社區在生態游憩、文化體驗等產品開發中的優先參與權和收益分配權，帶動本土社區的振興。
對于調節服務類生態產品，需以產權歸屬清晰、價值核算科學為基礎，落實公共部門首要補償責任的前提下，積極探索水權、碳排放權、自然景觀權等的市場配置方式，推動生態系統服務從無償供給向有償利用轉變；同時，系統構建縱橫協同的生態補償機制，圍繞生態系統服務強度與受益范圍，建立分級分類、動態調整的補償標準體系。
加強國際交流合作，借鑒全球最先進理念并向國際社會推廣中國方案
習近平主席在2021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提出“共同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并指出：國際社會要加強合作，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加強自然保護地領域的國際交流合作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必要之路：
需充分借鑒國際自然保護地治理的先進理念和經驗，進一步推動中國自然保護地治理水平。我國應深入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等多邊治理機制，加強在保護地分類標準、管理規則和能力建設等領域的深度合作。應支持國內科研機構、保護地管理部門與國際知名保護地網絡開展聯合科研、人員交流和技術合作，促進先進理念的引進與本土化實踐。
需加強中國自然保護地治理成效和經驗的國際宣傳和推廣。我國在自然保護地空間規劃、監測體系建設、生態保護修復、生態資產核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等領域已形成可復制推廣的經驗，建議充分利用“一帶一路”與南南合作框架，系統開展中國經驗、中國方案的宣傳與推廣。2025年在杭州舉辦的UNESCO第五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為中國提供了重要的國際合作窗口，應加強政策儲備、成果展示，不僅在此次大會上有所作為，更應以此為起點，在國際重要場合持續發聲，提升我國在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中的話語權和領導力。
（作者：黃寶榮、胡學湉、湯凌、王植、張智，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 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地研究中心；張慧智，北京市農林科學院 數據科學與農業經濟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